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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admin / Posted in:2018年10月16日 / Category:全部文章 / Views:43

共著千秋史册——《武乡县志》编纂始末纪实(连载之四) 【朝花夕拾】众志成城-老区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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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下午,座谈会继续进行。李逸三首先发言。他的这次发言显然是有针对性的,重点谈了三个问题。他说:我首先谈一下“文革”中有一种说法,说武乡党组织是“假党”、“私生子”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是用解放后在我们的政权下的建党标准来对待30年代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下好多同志都失去了联系。我在武汉监狱时,组织不断给我寄钱,在我出狱时还寄来20元钱(浦绣文寄的),浦在上海,我出狱后到上海找了两个月没找到她。后来知道她已病死了。原想到天津找组织,坐火车到南京附近因火车出轨而受伤,住了两个月浦口医院,经和家里联系,父亲寄钱给我才回来。当时把行李也丢了。我在没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活动,我认为是我的义务和权利。而有人把我两次去太原找组织接头的事都全然不顾了。
其次,我谈一下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国民党总理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我们对国民党的前期活动、三大政策是肯定的。在国共合作时毛主席还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玉章、林伯渠等都是先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的。我也是先入国民党的,并且1926年任国民党太原市党部工运部长。我不是信仰他去的,而是抱着一个看一看的动机去的。当时我信仰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如高沐鸿等都是这种思想。在太原时我就看到过共产党,如王瀛、朱自瀚等,但我还不了解他们。我从太原去武汉是放署假时去的。1927年1月,我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总教官恽代英,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在这里我接触了国民党密云组工,也接触了共产党员。同时读了一本日本人著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一个苏联人著的《通俗资本论》(在太原时看过《共产主义ABC》这本书),接触了马列主义后我就确立了共产党的信念。于是在3月份给母校山西国民师范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相信共产党,被贴在学校的宣传栏内。对人对事我们要一分为二。如国民党前期是好的,后来分化了就变坏了。左派代表人物汪精卫在国共分裂时他反对,并坚持三大政策。右派是蒋介石。但到日本进攻后,汪投敌叛变卖国,还不如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不能说国民党是坏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只能说蒋介石国民党是坏的,我们宋庆龄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好的。现在我们还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吴亦凡草粉,从全国看是这样的。如李济琛“四·一二”在广东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可是到了福建,建立了人民政府,公开拥护共产党,解放初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宗仁是伪代总统,第一名战犯,后来回来了玉檀扮演者,我们叫他爱国人士。我们过去对人对事太绝对化了。涉及到武乡的国民党问题,1926年成立时在段村葆萃小学开过一次会,我以市党部部长身份和焦金镗一齐参加了这个会。所以说它的创立是我参加了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也是我搞的。

赵圭璧插话说:1926年至1929年我在段村上高小,每逢五一节学生都要举行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军伐,打倒列强,平均地权,打倒贪官污吏!”武光汤、任象贤等都是领导人,我感到那里的国民党是不错的。在北平我们曾和国民党一齐住监,搞蒙难同志会。
程容插话说:“我们在县志上反映时要夹叙夹议写一下,这段情况不能割断金敏书。”
李逸三接着说: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区党委的那个材料,还须继续交待一下国共关系问题。第一个是武灵初。他在1921年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山岸由花子,在山西是最早的。1925年国民党开始在山西活动,那时不叫国民党,是叫民社。是苗培成在平民中学组织的。灵初介绍我参加。因当时不敢叫国民党。灵初当时问我:你参加国民党吗?我说我进去看看。这样在1925年初,我就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阎锡山派赵戴文到南京要求加入国民党。他的老底子是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参加过同盟会。1927年阎锡山就公开挂出国民党的牌子。如前所叙,武乡在1926年开始有了国民党,会议是秘密召开的。到1927年光汤,晋三才开始活动。从全国看1927年“四.一二”前的活动是进步的。灵初是改组派在山西的头子,坚持三大政策,武乡的国民党受灵初的影响,那时的活动可以说是进步的。高沐鸿没参加过国民党,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1928年在上海看到他,湖北师范学院贴吧他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那时他是个文人,和高长虹住在一齐。武骏图是中立偏向共产党。光汤在1933年就要求参加过组织,但我们认为根据他的社会影响,还是先参加抗债团好。那时他是武灵初的国民党。霍小红当时最反动的国民党是蒋派的乔可年(榆社人,段村女婿)和武誓彭弟兄。他们和阎锡山也有联系。《星光社》主要是我和灵初、沐鸿搞的,没有武誓彭。王缙是留日学生,受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影响,所以倾向民主革命,但无党无派,反封建要求改革。赵奇甫是参加了“星光社”的。他是跟着王缙的人,人年轻,对社会不满苗彤,要求进步。党组织第一次遭破坏时赵指使做饭的李三牛把进步书籍拿出来才使敌人没找到什么证据。所以那时我们是把他当朋友对待的。晋三那一段是跟武誓彭的。有一段是跟武灵初的。如1928年我回来了一次给二高的学生讲过话。敌人来抓我,是灵初让他给我通风报信,并送钱来让我快跑的。所以我们对待国民党的问题要前后分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程容最后说:我认为政权的划分应从“七·七”事变算起。抗战初期各级政权是执行阎锡山的政令,但阎是接受了共产党抗日共同纲领等主张的,如推行合理负担等,那时是国共合作的峡江疑影。对阎我们也应一分为二对待。
这一天的座谈内容是在各位前辈的回忆文章的基础上,我们已整理了一个党史初稿的前提下,围绕有分歧的部份进行讨论的。对于建党过程已在初稿中详细记载。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按照逸三同志的思想认识进行整理编写。第二天(8月9日)上午,县志办的同志邀请李老谈了他步入学堂后在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和逐步接受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处处体现了他不屈不挠的叛逆性格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这次座谈为我们在县志中编好党史部份打下了基础,定准了调子走吧张小砚。
8月21日,县志办召开会议,下达修改完善各编的任务,决定:孙如珍组负责修改人物编和政治编的后五章;云生组负责修改军事编和政治编的前五章;俊先组修改完善大事纪;俊堂组负责社会编和附录编的修改;赵三文单独负责革命干部表,同时收集、登记县处以上老干部工作。领导人员分工是副主任韩恩德包如珍、云生两组和工交、农业部门的专业志修改;李志宽包俊先、俊堂组和文教、财贸部门专业志的修改。

同年十月待业青年刘鹏借到县志办协助崔国华搞文印工作。
12月15日,省地方志办公室联络处长曹振武来到武乡进行地方志理论讲座娱乐就在身边,并介绍了全国各地方志编纂方面的信息。他重点讲了地方志要体现地方特色等问题。这次会议在外办会议室举行,由宣传部长李拴纣主持。韩走后李分管了一段地方志工作。各单位负责人和各专业志编写人员100多人听取了讲座。
12月30日,武光汤回乡,对县志编写进度和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座谈、指导。一是关于反帝大同盟问题。要承认是我县的进步学生赵圭璧、武华、李旭华、魏玉田(魏煜)等在北平参加的组织,1933年暑假回武乡进行活动,办暑期培训班、印发传单等。因当时武乡正在筹备建立党组织而没有在本县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二是1924年领导师范学生罢课的事是由逸三、光汤和李清和三人在教师籍雨农的支持下发动的。结果是逸三、清和被开除、籍和另一名教师被解聘。我因和校长郝新铭是亲戚未被开除。郝校长的人格不错,但很守旧,进步教师籍雨农、郝成凤思想解放,开设了世界语、心理学等课程,在学生中影响好。三是对土改、反特运动要肯定大方向,因为对削弱打击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起到一定作用。但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要原则提一下。整个抗日战争是对封建制度的削弱,以至消灭,从反奸清算到清理旧债就削弱了,到土改时地富就没有多少土地了。四是政权部分不要光提我们怎么怎么了,要如实记叙抗日民主政权怎样由封建地主政权转移到人民群众手里。五是大事记原则上是记武乡自己的事,对涉及全国的大事要简写。要突出党的领导,不要单纯搞武装斗争。文字的提法上不要以“我”为主,什么我党我军,要客观地直书其名、其事,要简明扼要。他的这些意见显然是针对我们初稿中的问题而提的。
1984年,因李拴纣部长于1983年底调到外地工作,分管县志工作的领导是新任宣传部长刘成书同志。如果说韩国华的起步阶段是在一片处女地上进行艰苦的恳荒,那么刘的任务就是通过精耕细作,期望取得丰硕成果;如果说韩在用人方面是选能任贤,刘的用人之道是知人善任。他以洒脱、干练和钻研业务的作风及善于驾驭,处理诸多纷繁复杂问题的睿智,承前启后,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生生不息造句。

2月6日,县志办召开全体会议。刘成书部长传达了县委对县志编纂工作的几项决定:一、对县志办提出的编纂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县委作了认真研究和答复(略);二、县志工作由政府县长(李银尧)直接领导,调整原编委成员,不设虚名。李志宽为县志总编,李云生为第一副总编,李景瑞、段国昌、韩恩德、孙如珍为副总编(后因李、段二人始终未到职而自然而然免去)。李志宽调任县文化局局长后县志办的实际工作由云生同志负责。也就是说在行政方面志宽兼管,业务方面云生负责。大家要尊重云生同志的意见;三,经费问题先拔1.5万元,不足部分下半年补足;四、编辑人员将来去向问题,县委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县委会全盘考虑,个人不必过多担心,一定要善始善终把县志搞好。
这里需要说明的背景是,根据拔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形势要求,党的干部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已成为事所必然。这时郝永和同志调任武乡县委书记,工作力度明显加强,对县志工作的重视程度自不待言。当时孙如珍被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姚俊先提拔为贾豁公社党委书记。县志办这个清水衙门、长期坐冷板凳的其它同志是必产生思想波动。等到县志出版是不是会错过这趟幸运的列车,谁也不敢打保票。所面临的问题不但直接影响到县志编纂的进度,而且搞不好会重蹈1958年修志的复辙——半途而废。同时后来的实践证明,许多县起步早反而一拖就是二十年,无论人力、物力,还是对资料的抢救,都是巨大损失。也就是说这时县委任命我为第一副总编和业务负责人实在是出于无奈。而对我来说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实有力不从心之感。我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不仅仅是一个“副总编”的虚名而已。

3月16日,省志办顾问刘海青和副处长祁明奉武光汤之命来武乡帮助看初稿,主要是审看体例。他们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体例上要注意志横史纵,也就是要用横排竖写的方法,向志体靠拢。摆脱史体和文艺体。要参照目前全国公认的江苏如东县志体例修改。其次是人物志要以“我”为主。第三是在章节上不要重复,要由一个总纂把各章串起来。他们还建议征集老干部工作很重要,要在报纸上刊登启事,避免漏登。同时告知最后审稿由县地委逐级审查。很显然,他俩是奉命行事的。其实这些问题武光汤和史志专家们曾多次提出过。就是不要过多地写军队的,和驻武名人,不要把县志写成军史。但是作为县志办主任、总编的志宽同志出于本人研究项目的偏爱,却很难接受。我这个模棱两口的角色,就决定了我工作的艰难性。尽管如此,我还是主客地按照专家的意见,尤其是如东县志的体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调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对初稿重新进行了一次修改。
6月16日至20日,山西省第二次初稿评审选编会议在省铁三局招待所召开,省志编委副主任李志敏,省志办主任李希泌,副主任曹振武,顾问刘海清等出席。李云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点评选了武乡、寿阳、孝义、兴县、宁武、曲沃、河津等县的部分专业志。曹振武提出了人物立传以本籍人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以人民群众为主,以当代人为主的四为主原则。古人物定为1840年以前的最好以职官表形式出现,缺者补之,错者纠之。同时要求把好五关:即对照《决议》把好政治关;以志体为主把好体例关;去伪存真把好史实关;删繁就简把好文字关汉水丑生,选好总编把好层次关。要求志书文字要严谨朴实,简明通俗,说理精当,叙事详明,写人生动,讲究文彩,做到图文并茂。李志敏强调了分级审稿制和总编责任制问题,要求各级审稿后要签字盖章后方可付印。

7月,《武乡县志》初稿第二次修改打印本全部完成,总计150多万字。武光汤在晋东南地区视察途经武乡和县委商定,决定请原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我县尚元村人王克同志主持修改《武乡县志》。
8月14日,武光汤专程回县主持《武乡县志》修改会议。邀请王克和地区史志办主任马超骏(贾豁人,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副主任刘琦(曾任武乡一中教师)、省志办的祁明出席会议。县志办的全体人员参加。刘成书主持会议。武光汤提出四点意见秦皇纪。一是县志出版由山西省人民出版社承担,要保证人家不赔钱,政治上不出问题。二是历史分期要科学,要按照统一的分期法,并以现代为主。着重反映人民群众为主体章馨月,反映人民革命精神,人民的智慧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变化。地方志要有立场、观点要用事实说话。三是编目要调整,尽量避免重复。同时要增加三篇文章,即“政权建设”、“人民革命斗争”、“土地改革”。要求把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人民战争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思想反映到这三篇文章中。四是党的前期活动要从武灵初、高成哲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写起。
会议就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决定先由马超骏、刘琦和省志办分别修改一部分,最后由王克总纂。武这次回县住了四五天,在外事办修改县志稿。因为在修改中随时可能提出问题进行询问,所以基本上我不离左右。在多次接触中,老一辈的精神与风范,确实感人至深。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回乡的情形。

8月21日,晋东南地区第二次史志工作会议在武乡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刘金迪,进行了经验交流。李志宽作了经验介绍。
8月25日,山西省第三次县志初稿讨论会在五台县召开,会期五天。李志宽、李云生出席。会议着重强调了地方志的思想性问题。对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学大寨、文化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如何写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总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坚持马列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9月19日,县委第三次调整了县志编委领导机构。由郝永和任编委主任垄断异界,薛俊华、李补安为副主任,委员19人(详见县志)。办公室主任调整为李志宽、副主任韩恩德、李云生。办公室编制为科级单位。
10月29日,在刘成书主持下,再次召开县志修改会议。地区史志办的马超俊、刘琦主任和县志办的全体人员参加。中心议题是:对修改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研究。进一步强调志书中所体现的政治观点,行文规范,事实核实等问题。这一阶段是集中修改,征求意见。除经历不同历史阶段的老同志修改政党、政权部分外,主要是靠行业专家,学术专家进行修改。如在省农委工作的史遇臻(南台人),在新华社武汉分社任社长的李玉秀(韩北人),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志研究室的刘光禄,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专家刘纬毅等都就不同章节进行了修改。
11月5日,我就县志的序言、后记,编委编辑人员名单和干部名录的排列方法及1933年入党的老同志级别不够是否上人物表等具体问题向县委提出请示意见。13日经县委研究决定,由刘成书传达如下:
一、省军级以上职务的、按职务排,地师和县团级按参加工作时间排。同一时间参加工作的按姓氏笔划排,(在实际操作中因无法确定职务高低一律改为按参加工作时间排)。
二、1933年的老党员由于无法查实,恐有不准,故不上表。
三、县委审稿人员确定为李银尧(时为人大主任)、李补安(时为副书记)、刘成书三人。
四、请武光汤主席和县委书记郝永和分别作序。郝的序言由孙如珍起草,凡例、后记由李云生起草。

12月11日,我们委托《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启事,请武乡籍县处以上老干部和县志办联系,提供个人简历。在此之前我们已向各省有通讯地址的老干部寄发了大量信函和登记表,广泛征集名录,这项工作由赵三文负责。与此同时,我们就封面设计、题字、题词、插图插照等都进行了研究。决定封面题字请当年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题写,题词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志专家董一博教授题写。插图插照由宣传部副部长王留大负责。封面设计请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主任秦萍(原名段青萍、东村人)负责托人搞。本月下旬志宽、如珍、云生、爱忠、三文等赴京分别落实上述事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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