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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admin / Posted in:2017年06月14日 / Category:全部文章 / Views:56

关于刘文典史料的发掘与研究问题-急就章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抓手。傅斯年先生甚至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更成为至今频被提及的史料学研究的经典方法论。刘文典研究同样需要重视史料的发掘问题。
刘文典(1891—1958),安徽合肥人,祖籍安庆怀宁,国学大师。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民立报》英文编辑。1913年3月,参加二次革命,后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孙中山英文秘书。
1916年回国,成为《新青年》首批重要作者之一,后进入北大任职,主攻诸子著作校勘。1927年9月,主持筹建安徽大学,期间怒斥蒋介石,引起学界一片喧哗。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教授。1958年7月,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等。
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似乎更重视热点名家研究,鲁迅研究就不用说了,胡适研究也是自成群体和派系杨嘉雯。对于像刘文典这样学者的研究,过去可能更多是作为胡适研究的一个分支来处理的,甚至连分支都算不上,更不用说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了。这种状况在1999年《刘文典全集》出版后有所缓解金志文多高,但仍不容乐观。笔者于2005年开始关注到刘文典,并于2007年完成了刘文典第一本传记《狂人刘文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当时几无参考文献可查。这十年来,笔者一直关注刘文典的史料发掘,并做了一些刘文典的生平研究工作,部分新发掘的史料收入了《刘文典诗文存稿》《刘文典全集补编》《刘文典年谱》《刘文典全集(增订本)》《刘文典笔下的日本》等书,但伴随“刘文典研究”的兴起和文献查询条件的改善,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笔者认为,进行刘文典研究,要更系统、全面、有意识地重视刘文典史料的发掘工作。在此基础上,从不同层面开展综合式研究或专题式研究,拓展刘文典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结合研究实践小松千春,想谈谈可以从哪些途径实现刘文典史料发掘的新突破:

刘文典南下云南期间的诗作稿
一是官方档案资料、图书资料的再发掘。理论上说,凡是刘文典工作、生活过的地方,都存在档案遗存的可能性。比如,笔者在《狂人刘文典》写作资料准备阶段,曾到安徽省档案馆查阅过安大早期筹备文件档案,有不少重要的新发现,如《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就是刘文典撰写的。这个油印稿很多地方漶漫不清,但并不影响这份资料的重要价值。从这份资料可以看到,安大早期创办过程中明显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如评议会的设立恋战星梦。云南省档案馆也留存了不少跟云南大学及刘文典相关的档案,笔者之前抄录整理过一些,比如刘文典演讲稿《历代循吏史实》的整理,就是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的。但由于没有形成专题,资料比较分散,还有相当一部分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相关档案,为寻找刘文典抗战期间被劫图书下落提供了重要线索。安庆师范大学江贻隆教授从安徽省图书馆藏的《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1933年铅印本)中发现刘文典致安徽通志馆书信五封和《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一份,系刘文典1932年前后任安徽通志馆特约编纂兼驻北平采集专员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近年,云南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磨黑中学,都有跟刘文典相关的史料出现,估计还有发掘空间。
二是报纸刊物史料的再发掘。报纸刊物,是记录当时境况的有效载体。报刊史料可以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刘文典发表在正式报刊上的文章,如《云南日报》《中央日报(昆明版)》《学风》《云大》等。在这方面,云南大学刘兴育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多新发现。去年笔者发现一种抗战期间在成都发行的刊物,叫《前导旬刊》,先后刊有三篇署名“叔雅”的抗战论文,分别是《抗战时期之青年问题》、《抗战绝对胜利论》和《抗战的最高力量》。此“叔雅”是否就是刘文典,有待考证中井卓大,但从行文看,与刘文典前后的抗战观点是一致的。第二种是刘文典发表在内部报刊上的讲话稿或文章,如最近在全国政协编印的1957年第2期《政协会刊》上发现的刘文典发言稿《谈谈“求同存异”》,披露了与周恩来总理互动的经历,史料价值很高;第三种是报刊关于刘文典言行、活动的报道,如《云大》关于刘文典在反右前后言行的报道。另外,《申报》也保留了大量记录刘文典言行的报道,如怒斥蒋介石前后的真实情况,还有主政安大期间的言行记录,包括在安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词概要等,都很有意思。

《中央日报》昆明版关于刘文典演讲《红楼梦》的预告。
三是同辈、学生或亲友日记、回忆录、信件等资料的再发掘。日记是当事人当时当地最真实见闻、感受的记录,在还原历史现场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笔者特别关注跟刘文典相关的同辈学者日记资料的再发掘,比如胡适日记、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俞平伯日记、朱自清日记、顾颉刚日记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吴宓日记,涉及刘文典的达100余条,还原了很多刘文典当年生活、工作的图景赵关克。最近由杨天石先生主持整理出版的《钱玄同日记》颇值得关注,其中不乏与刘文典互动的记录。比如关于刘文典到北大任教时间,过去只是粗略地说,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后,刘文典由日本回到国内李雪露,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4月14日,钱玄同在日记里写道:“大预中新请来一国文教习,为刘叔雅,合肥人。曾在《青年杂志》上登有《叔本华自我意志说》,年纪甚轻,问系刘申叔之弟子,今日在校中见之。”这是目前所见刘文典进入北大时间的最早记录。另外,之前没有人知道刘文典翻译过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杀论》,因为这本书的译者署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笔名,“狸吊疋”,很多年都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幸好《钱玄同日记》1925年1月3日有一条线索:“幸德秋水之《基督抹杀论》谭炳照,已由叔雅译出,今日购得一本。”这些日记均是较为珍贵的研究史料。但由于日记的私密属性,可能还有一些人的日记未曾公布或未经整理,如刘文典云大同事张德光的日记,若整理出版,势必会对刘文典研究乃至云大校史研究产生积极的意义。
同辈、学生或亲友的回忆文章,虽可能存在时过境迁、记忆失准的可能性,但对于丰富历史研究的细节、还原历史人物的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关于刘文典怒斥蒋介石一事,众说纷纭,多系演绎。而事实上,若细心搜寻,还是能找到一些当时亲历者的回忆,比如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发表在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对还原历史现妆容圣手场,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笔者最近又从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史海拾贝》中发现当年安大学生吴东儒的回忆文章,在当时安徽省立第一职业学校学生李广涛的回忆录《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里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曾有意邀请刘文典回皖担任副省长的记录,松峰莉璃颇有意味。再比如关于刘文典与沈从文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近年青年学者王道在张家内刊《水》上发现两篇回忆文章天神剑女,均为沈从文后人所写,对于考证两人的来往,颇有新启发。笔者在这方面的部分发现,已收入即将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印象刘文典》一书,但相信还有大量遗漏,有待发掘。
名人书信往来,亦是史学研究重要的参考值。“作为史料,凡从书信中来的,一般价值较高湖北火凤网李多惠,因为书信是私人交往史料邱一平,易于保存真情实况。”过去对于刘文典的研究,更关注其本人与其他人往来书信的采用,比如与胡适、王云五等的往来书信(刘文典与王云五的通信,后因商务印书馆档案流出,不时重现拍卖市场,值得留意)。其实,在当时学人的部分书信中,也可发现关于刘文典的珍贵资料。比如在清华大学黄延复先生整理的《梅贻琦1937-1940来往函电选黄延复整理》中就有刘文典南下到达西南联大的具体时间和相关安排的内容,而这来自于梅贻琦与朱自清的通信。另外,刘文典参与的一些公函、联名信,也值得关注,比如《李大钊全集》收有1924年3月15日《北大教授致校长公函》。

1956年10月,云南大学中文系《鲁迅逝世廿周年纪念特刊》上刊登的刘文典《回忆鲁迅》一文。
四是同时期学者的文集、演讲集、纪念集等。这些文集或为刘文典同时期学者在世时编辑出版,或为他们的后人日后编辑出版,经常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比如,刘文典生前即参与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文集整理,因而在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章太炎《新出三体石经考》等序跋中,常可见有关刘文典的记录,不失为研究其学术活动的珍贵资料。2011年,章念驰编订的《章太炎演讲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文前所附照片部分,有一张为刘文典参加章太炎追悼会的影像资料,清晰可辨,殊为难得。同一年,耿云志编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1904-1948)》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后所列照片多为胡适生前收藏,其中有一幅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的合影,即为刘本人赠送给胡适收藏的皮亚松。云南大学杨园老师近年在国民党元老李根源的未刊诗稿《曲石诗录续编》中发现刘文典《跋》一篇,亦是此前从未见过的史料。此书现藏云南省图书馆,为复写稿本,尚待整理出版。
五是旧书店、拍卖会、旧书网等销售、拍卖资源的再发掘。旧书店,在挖掘古旧一手资料方面,优势得天独厚。2016年,云南青年学者龙美光在昆明古籍书店发现一部刘文典手校批注的《庄子集释》,一函十卷八册,珍罕之至。目前,云南大学正联合有关部门准备影印出版。另外,近年涌现出不少与旧书、旧物相关的新平台,为史料的发掘提供了新的机遇,比如布衣书局、孔夫子旧书网、雅昌拍卖平台等。这些平台不时会有一些新的旧书、旧物出现前妻闹翻天,尤其是孔夫子旧书网。刘文典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的大量来信,最初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出现的。雅昌平台近来也有一些刘文典的书信、手稿亮相,比如最近拍卖的《学稼轩诗抄》,四页纸,价格已飙升到三四万。这些拍卖网站一般会登出原物照片,即便无法收入囊中,对于研究者来说,并无多大影响。国内不少收藏家,通过不同旧物交易渠道,收有与刘文典有关的真迹或资料,有的已整理出版,如方继孝《碎锦零笺》、臧伟强《风云际会:五四历史文化名人掠影》九转灵葫。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刘文典名气越来越大,一些拍卖公司、拍卖网络包括雅昌艺术都开始出现一些赝品,有的可能是误判作者,有的则是明显作伪。比如上海雅藏拍卖有限公司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翰香楼书迹》册页(八开选二)纸本”拍品,落款钤两枚印章,分别是“刘文典印”、“叔雅”,均系伪作。

刘文典为《庄子补正》出版事致王云五函。
六是听课笔记的征集、抢救和发掘。刘文典先后在北大、清华、安大、西南联大、云南担任教职,开课种类颇多,但除了部分讲稿如《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整理出版外,不少并未形成系统书稿。这样一来,学生的系统记录便弥足珍贵,也应视为刘文典的“知识产权”。如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的郑临川整理的《先师谈诗录》,便是对于刘文典《温李诗》课程的实录整理,学术价值较高。刘文典著名的文学观点“观世音菩萨”便可从此文中找到来由。但目前这类史料受到的重视程度仍不够,面世量极低。2012年4月25日,孔夫子旧书网曾拍卖一套《民国云南大学听课笔记》,包括刘文典、方国瑜、余冠英、唐兰等人讲课资料共三十多本,成交价3760元,其中仅刘文典就有三本,包括《文选》《校勘学》《温李诗》等。这套拍品史料价值较高,笔者虽多方联系卖家、买家,但至今仍未查到具体下落。这方面的资料,云南研究者有地利、人和之便,建议加大征集和发掘力度。
七是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校史、名人年谱等各类资料的再挖掘东宁记。1929年5月,孙中山灵柩由北平碧云寺迁往南京中山陵奉安,北平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五个团体在中山公园设立孙中山奉安纪念碑,碑文即邀刘文典撰写,共计594字,但一直未见其貌。后经笔者多番查询,最终在中山公园管理处编辑出版的《中山公园志》附录中找到了全文。相对于地方志,很多刘文典曾经任职的院校陆续出版了校史,如《安徽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大学志》《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档案资料汇编》等,皆是研究刘文典不可忽视的资料。

熊庆来聘刘文典为云南大学教授函。
八是刘文典遗物的发现与整理。刘文典1958年逝世后,家人遵其生前愿望,将家中所藏郝懿行、孙星衍手札等珍贵文物十五件,捐献给了安徽省博物馆。刘平章手头所遗刘文典遗物并不多,但分量都很重,比如刘文典评阅学生论文的手稿,目前已捐给云南大学,建议加大整理力度。刘文典馈赠亲友、学生的诗稿、书籍、题词等,目前有少量出现,比如笔者曾在北京一藏家手中看到刘文典题赠安徽大学图书馆的任鸿隽著作《科学通论》,在安徽一藏家手中看到刘文典题赠单不庵先生【此处考证有误,应为黄晖先生】的刘盼遂《论衡校释》抽印本,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机场大亨3,经刘文典家人及笔者多年查找,最终在台北科技大学找到了刘文典遗失于抗战时期的藏书五百余册孙道临简历,其中很多书上都留有眉批、批语,弥足珍贵,部分已由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整理,收入《刘文典全集》(增订本)。
九是境外资料的发掘。这方面资源可能不多,但一旦有新发现,便可填补某些研究空白。比如,台湾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里关于刘文典的记录有七十多种,其中除了大陆印行的部分刘文典与胡适的来往书信外,还包括大量胡适私藏但涉及刘文典的史料,如本际和尚怀念刘文典的诗词油印本、胡适与王叔岷关于刘文典的通信、胡适与高梦旦关于胡适的通信等。另外,刘文典曾先后多次赴日本,求学,参加革命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吴紫涵,应遗有不可多见的史料,有待有心人的挖掘与发现。

《国学季刊》创刊于1923年1月,胡适任主任编辑,刘文典是编辑部成员之一。
十是影像、口述资料的抢救与发掘。除文字史料外,影像、口述资料具有不可代替的现场感、鲜活性。如今,刘文典的后人、学生乃至同时代学者灵武司兵器簿,仍有不少尚且健在,应尽可能抢救出影像、口述资料,为后世留存一份难得的一手资料。2012年11月,笔者曾联合安徽大学电视台共同采访刘文典哲嗣刘平章先生,用两天时间留下一份长达数小时的影像、口述资料。
最后谈谈刘文典研究的纵深问题。多年来,笔者积极投身刘文典的生平研究工作,已有一些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很多史料仍不完备,关于刘文典生平研究的很多基本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刘文典的家世传承、比如刘文典的生年等。在关于刘文典的学术研究方面,安徽大学的诸伟奇与马仁杰、黄伟师生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发表了十余篇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黄伟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刘文典的在文献学领域的成就。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校的学者及硕士生、博士生,在刘文典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政治思想等领域,也有一些论文,但整体上突破不多,更多仍局限在专题研究方面,综合性、宏观性研究还不多。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从这一点上来,这次学术研究讨会开了个好头,希望能带动刘文典研究走向更高的台阶,走向更远的天地。
(2016年12月23日凌晨写于淝上躬耕斋,宣读于云南大学“纪念国学大师刘文典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7年9月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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